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路德全和其他家长再也没回去过现场。4年前常常一个人到这里凭吊儿子霍红雷的胥银平,已在平舆县城经营起了一家渔具店。王留超则选择了到外地打工。遇害孩子的家长们还保持着互相走动的习惯。
路宁波遇害后,路德全还有一双儿女,正在平舆二高上高三;韩华还有一个正在驻马店上高中的儿子;胥银平也有一个已在移动公司上班的女儿,这些家庭大多迅速地恢复了创伤;而在县林业局工作的刘华是17人名单中目前唯一还没有孩子的家庭,15岁的儿子刘黎明在5年前遇害后,他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好。尽管县直单位的背景使他能够获得本系统内动员起来的各种资源的援助,这是其他家庭无法比拟的,但在这个深具传统中国价值观的小县城里,没有后代如同人生失去了泰半意义。刘华平时喜欢到胥银平的渔具店坐坐,他时常感叹:剩下的半辈子是“蒙着眼过日子”。
比之更不幸的,是名单之外的一个家庭。一个叫冯冲的孩子,在2001年年底失踪,至今杳无音信,他的母亲王凤兰感叹,这个今年应该已经26岁的儿子,7年来始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怀疑儿子也已经遇害了的王凤兰,苦于无法找到证据。作为救济和安抚,当地政府把这位58岁的母亲纳入了城市低保的范畴,每个月可以领到140元。
但家长们永远不会忘记黄勇案的惨痛教训。他们满怀警惕:路德全在平舆二高附近租了个房子,每周都要和妻子一起从乡下赶往县城照顾两个上高三的孩子;不放心的韩华也索性从平舆搬到驻马店,每天和儿子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