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伽南圣地
西方历史上，犹太人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因为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其起源都与犹太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犹太人在西方受了两千年的歧视与迫害，其中基督教会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基督教在最初却是产生于犹太人之中、有几分“异端”的一个小教派。基督教的《圣经》前半部分称为“旧约”，其实就是犹太教的《圣经》。由阿拉伯游牧民族发明的伊斯兰教，在对“阿拉”的崇拜及阿拉伯民族起源的解释上，也都取源于犹太《圣经》。与基督教不同的是，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犹太人通常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在欧洲受迫害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重建自己的民族国家，造成以阿冲突之后，才有了当今世界伊斯兰教徒对犹太人的敌视。
《圣经》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自犹太教的旧约部分讲述的是犹太人的历史，从人类之初的亚当夏娃，也就是教会所认定的约六千年前，讲到公元纪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新约部分则是基督教所独有的，讲的是公元纪年前后，古罗马统治时期，基督及其门徒的生平事迹。当然，这是一本以宗教为出发点而写的历史，其中的记述有的是史实，有的是神话，需要历史学家仔细甄别，也留下不少空白之处只能通过考古、猜想与推理来填补。
古代的中东，按照图一地图所示，大致可以分成几个区域。西南边是非洲的东北部，有尼罗河流域，是古埃及的发源地。东北方向则是西亚的两河流域，以现今的伊拉克为中心，是巴比伦的发源地。这两处在历史上都产生过大帝国。在西北偏西方向是地中海，在那里众多的岛屿与半岛之中，将产生古希腊与古罗马，只是他们的上场时间略微迟一些，要到公元纪年前后。地中海的东岸，是一段离沙漠不远，狭长的海岸地段。《圣经》中所描述的犹太历史，大部分局限在这一地段靠南边的一小角，在古代称为“伽南”，后来则称为“巴勒斯坦”。再往东走，则是茫茫的阿拉伯大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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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本应插地图一张。
图一：中东地区示意图。尼罗河流域（现今的埃及）与两河流域（现今的伊拉克）都是著名的古文明发源地。阿拉伯沙漠则大部为现今的沙特阿拉伯。伽南地处地中海东岸南端，方框所示的部分，其中的详细情形标志在图二。其与埃及之间夹着西奈半岛，也是沙漠。沿西奈边缘所示的箭头，为后文所述摩西带领以色列部落出埃及去伽南的大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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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概念上，肥沃富饶的土地与浩瀚无边的大海，最能引发人们的向望与遐想。但是说起对古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沙漠也许来得更为重要。中国历史有很大一段都是写着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与征战。万里长城也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戈壁沙漠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与军事的影响绝不亚于黄河长江。在中东也是一样，阿拉伯大沙漠上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地理上处于古代文明的边缘，却不时成为引导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沙漠上的漂泊生活是在离生存线不远处的挣扎，造就了这些部落的膘勇与强悍。在寻找牧场、水源与立足之地的过程之中，他们与定居下来的农业社会相遇，产生各种规模不一的冲突。有时候来的只是零星小股，抢走食物与财宝。有时候，沙漠内部的争斗会产生出有领导才能的首领，带着大队人马突然成为一股强大的旋风，横扫并征服富饶的农业区域，建立自己的大帝国。穆罕默德所领导的阿拉伯穆斯林与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骑兵，都是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沙漠骑兵拥有独特的战略优势，与十八、十九世纪称霸全球的英国海军有不少相似之处。驾驭沙漠与航海一样，都需要专门的经验。茫茫沙海为他们提供了迂回，休整，隐蔽的上佳场所。但是对他们没有经验的敌人来说，沙漠不但让人晕头转向，还常常成为死亡陷阱。
大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之间，就已经出现了“Semitic”部落，这些来自沙漠的民族开始入侵古埃及与古巴比伦，与农业社会相互碰撞融合。“Semite”有中文译者称之为“闪族”，现在并不常用作民族的称呼，而只是用于语言学之中来标记一个语系。就象我们所讲的中文属于汉藏语系，阿拉伯语则属于Semite语系。其实希伯来语，也就是古代犹太人的语言，现代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也属于Semite语系。尽管以巴冲突了半个多世纪，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却有不少共通的地方。语言的相似，并不总是意味着血缘上的联系，因为不同种族的交往过程之中，常常在语言上相互借鉴。但是Semite语系中的各个分支，相互联系较为紧密，而且大致都可以追溯到阿拉伯沙漠作为他们共同的起源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在血缘上也有一定的联系。近年来的DNA测试，在基因上曾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找到一些共同点。英语中把那些歧视犹太民族的人称为“anti-Semite”，这个词本身其实是有点用词不当，因为包含在“Semite”里的远不止犹太人。但是它却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犹太人在历史根源上与中东的联系。
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讲希伯来语的游牧部落开始从两河流域向伽南迁移。历史地来看，他们是前前后后不断出现在这一区域进行征服、定居与同化过程中的一支。他们称自己的部落为“以色列”，来源自一位部落首领的名字。在古代中东漫长的历史之中，他们的作用并不是很显著，因为夹在地中海东岸与死海之间的伽南，面积不大，比我们现今的海南省还要小一些。他们对后代的深远影响是在宗教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为数众多的圣址遗留在小小的巴勒斯坦，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宗教圣地。
在《圣经》里，伽南被描述成“流着奶汁与蜂蜜”的宝地。读者如果留意电视新闻中有关中东的报道就会发现，从景色上来说巴勒斯坦并不起眼。这里地处沙漠的边缘，既没有大江大河，也没有崇山峻岭，只不过是在荒凉的小山包之间，有几处绿地。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圣经》的描述就不正确。对于从沙漠上来的游牧民族，一个有水源的绿洲，自然是一块宝地。这也是一块不平静的地方。伽南早已有其他的民族居住，大多是先后不一而至的游牧部落，各据一地，相互之间不停地你争我夺。好不容易定居下来，沙漠中又漂来其他的部落，开始新一轮的争夺。与伽南相邻的两个大国，埃及与巴比伦，也时常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在伽南互相较量。两大古文明的历史记录之中，留下了不少关于伽南的记载。从所记的物产之中，可以看到当地的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准。关于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与游牧民族入侵的记载也不少，只是其中哪一个新入侵者是以色列部落，却难以定夺。
公元前十三世纪之后的五百年间，埃及与巴比伦都陷入内乱之中，有关伽南的事情在两地的记录上都出现了一大段空白。这一段时间，却是以色列部族占领伽南的关键时期。因为五百年之后，他们成了伽南的新主人，信着一种让周边其他民族觉得奇怪的宗教，其中只有一个神，名为“耶和华”。关于他们是如何征服占领这一区域的事迹，至今却只有一个资料来源，那就是《圣经》的旧约。
问题是，《圣经》的描述能不能当作真实的记载来看？在西方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内，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可以当着是对神灵的亵渎。那时候，《圣经》不但是神所赐予的福音与教诲，而且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是不容置疑的终极权威。在教会的眼里，不论是道德，伦理，人性，历史，还是自然世界的形成，《圣经》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近一二百年来，随着科学与考古的进步，教会依据《圣经》所得出的不少论断都被证明是错的。多数人，其中包括不少信徒，也逐渐接受了对《圣经》的新定位：那里面所记录的，并不是神阐述人，而是人阐述神。既然是人的阐述，那其中自然会出现谬误，包括教会在历史上所做出的错误判断，也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圣经》最早的写作，大约在公元前八至九世纪之间，收集了以后几百年间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记叙，其中既有历史，也有传说，还有神话。作为作者的人，总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加上这一期间以色列人在伽南的经历极为曲折，里面就不免加进去作者对现实的愤恨与不满，对过去的美化与怀念，对将来的憧憬与希望，对上帝的敬仰与祈求，对世人的劝诫与警训。这样一本记录，可以让现人窥见作者们的心态及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条件，但是其中所记述的历史却只能批判地使用。可惜的是，由于缺乏其它历史资料为参照，以色列人征服伽南的过程就只能依靠对《圣经》的考证，从字里行间，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于是《圣经》的研究，倒是与很多中国文人所喜好的《红楼梦》研究有几分相似的地方。
1.2摩西与出埃及
《圣经》的开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故事，神(也称为上帝，耶和华)创造了天地之间的万物，还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与第一个女子夏娃，这个故事应该是大家所熟知的。其后，随着亚当与夏娃的子孙不断繁衍，人类却不断地堕落，这样引出来一个大洪水的神话。上帝对人间的堕落极为不满，于是为了洗净人间的罪恶而制造了一场大洪水。水灾之前，上帝选定正直善良的诺亚，让他先制备了一具方舟，作为诺亚一家的避难场所。洪水之后，世上所有的人都被淹死，只有诺亚一家躲在方舟之内得以逃脱。诺亚有三个儿子，老大的子孙成为居住于亚洲西部的Semitic部落，包括后来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老二的后人成为居住于东北非洲的埃及人；老三则成西方欧洲人的祖先。大洪水的传说在古巴比伦已有记载，一般认定这一段《圣经》故事是从巴比伦神话中借鉴而来的。
又过了很多代之后，上帝向一位住在两河地区，名为Abraham的部落首领显灵。与Abraham约定，他的部落只信奉耶和华一个神，耶和华则将伽南这块“流着奶汁与蜂蜜”的宝地许给了他们，其后又将这些部落命名为“以色列”。以色列部落于是从位于伽南东北的两河地区向这块“应许之地”迁移，但是却没有在伽南落脚，而是一直漂流到西南边的埃及，在那里定居了前后有四百多年。在这四百年的后期，以色列部落受到埃及法老的迫害与虐待，沦为做苦工的奴隶。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以色列部落之中出现了一位名为“摩西”的领袖，趁埃及内部的动荡，带领以色列人历尽千辛万苦，逃了出来。其后，沿着西奈半岛的边缘，在沙漠之中行走了四十年，最后又回到了伽南。这一故事成为《圣经》旧约中最为著名的一章，“出埃及”。
如果照《圣经》的字面上来看，在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过程中的主角，并不是摩西，而应该是上帝本尊。摩西只不过是上帝旨意的执行者。从计划到实施，几乎每一步都有上帝的指令，安排，监督与催促。这一位名为“耶和华”的上帝，与中国传统中的神仙菩萨不大一样，不是那种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神灵。上帝最为关注的，是以色列人对他一心一意的服从，说来倒是有几分象一位容易生气，极为严厉的教书先生。通过摩西的传达，上帝与以色列人订下一条约定，以色列人只信奉上帝并遵从上帝（通过摩西）所颁发的一切律法，而上帝则用法力保护他们逃出埃及，许诺他们得到伽南，并保佑他们世世代代。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上帝可以法力无边，在大海中让海水分开得出一条让他们得以逃生的道路，让泉水从磐石之中流出来解救他们的饥渴。而为了惩罚与以色列人为敌的埃及人，上帝可以冷酷无情，不但给他们带来虫害、病疫、雹灾，甚至可以在一夜之间，杀死挨家挨户每一个埃及人家的长子，甚至连一切头生的牲畜也不放过。
这样的描述，其中到底有多少历史的真实，成了《圣经》研究中没有定论的问题。首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流落到埃及，就存有争议。有人说是因为他们到伽南时，发现当地已经被人占去，难以征服，于是进一步向西南进发，去了埃及。也有人说，一同下来的部落，有的在伽南定居，有的则继续流浪到了埃及。更有人认为，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到过埃及，所谓出埃及只不过是伽南南部一些部落中的传说，后来被改编，收进了《圣经》。再有，以色列人在埃及为什么会成为奴隶，也是一个难解的谜团。虽说他们在埃及前后有四百年，历史上却没有相应的记录。而到底是不是真有摩西其人，更是无法定论。只是，一般的看法是有过这样一个人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前后，埃及陷入动乱的时候，带领以色列部落前往迦南。而支持这一论点的最强证据也只不过就是：如果没有摩西，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圣经》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述他的故事。
从《圣经》的字面上，来挖掘历史，可以想见以色列人一路的遭遇应该是极其艰辛。后面有埃及人的追捕，前面有其他游牧部落的搔扰。所经过的西奈半岛是沙漠地带，食物饮水都是大问题，还要加上内部的不满，争执，甚至反叛。作为部落领袖的摩西，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一定是一位超凡的政治与军事天才。据说，拿破伦曾经感叹过：“《圣经》中谁都比不过摩西伟大”。这句话放在拿破伦嘴里，是因为其中有几分不恭敬，好象连耶稣都比不过摩西。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约定，以及种种所谓来自上帝的显灵、训诫与旨令，这样看来也应该算是摩西的创造，于是他又成为一位宗教创始人。而这其中“除耶和华之外，不许崇拜别的神”的教义，更使摩西成为“一神论”的发明者。虽然大家对历史上是否真有摩西其人并不完全肯定，但是传说与神话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却往往大过历史的真实。“一神论”就是这样的例子，其影响之深远，在当今的世界中依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对中国人来说，“一神论”是一个陌生的话题。近代西方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人有敬奉祖宗的传统。以“一神论”的标准来看，这种习俗是不是违反了“不许敬奉其他神灵”的训诫？传教士与天主教庭之间为这件事情争论了好几回。有的传教士从招揽信众的角度考虑，主张灵活一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教庭最后却裁定“一神论”应该严格执行，敬奉祖宗是对上帝的不敬。其结果却是大大地增加了在中国传教的难度。在我们的历史上，这大概只能算着一个不大为人所熟悉的小插曲。
在古代社会，神灵是人们思想与信仰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神灵的种类多种多样，不论在中东，欧洲，印度，还是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所流行的都是所谓“多神论”。以古希腊为例，被人们所崇拜的主要神灵就有十二位，其中象宇斯、雅典娜、丘比特这样的名字，我们也从希腊神话故事《荷马史诗》中略有所闻。他们各司职一方面，自然界的天、地、水，人间的婚姻、财富、战争，都有一位专职的神。某一地域的民众会对某一位神灵情有独钟，比如说雅典娜就被认为是雅典城的保护神。但是雅典人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对其他神灵的崇拜，而其他地区的希腊人也不会因此而嫉恨雅典娜。中国民间的崇拜也属于典型的“多神论”，从山神土地龙王灶王爷算过去，加上各路神仙菩萨，还有祠堂里的列祖列宗，同样是丰富多彩。
对于象以色列人这样的游牧民族来说，他们也会信仰各式的神灵是不难想象的。沙漠是一个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以畜牧为生计，常年飘泊于风沙之中，吃的是单调粗糙的肉食与奶制品，住的是随地搭起的简易帐篷。不但水源没有保证，还要防备其他部落的袭击与抢掠。这样的生活，生死往往只在一念之间，难以把握，神灵的护佑也就成为人们精神信仰的重要部分。因而摩西以宗教来号召他所带领的部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不同分支之间存在不同的信仰习俗，在以色列人出逃的艰难环境之下，很容易造成内部的冲突。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所谓“一神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统一思想”的组织方式。摩西传达上帝为以色列人立下的“十诫”，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则补充道：“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但是“一神论”的教义，其中不单单只是神的数目，而是把整个以色列部落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礼仪与习俗，都变成神的旨意，必须绝对服从。即使是小偷小摸，也不只是一个道德或是刑事问题，而是忤逆了上帝。这种宗教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也是一例首创。中国的儒家思想中，礼仪、道德、伦理也占很大的比重，但是孔夫子对鬼神的态度，却是讲明了的“敬而远之”。他讲礼仪的时候，遵从的是周朝先例。他讲道德的时候，强调的是人之常情。二者都与神灵没有多大关系。古希腊的思想，更为缤纷多彩，从自然到人伦，几何到逻辑，社会到政治，知识到神灵，都在探索的范围之内。但是他们所说的“上帝”，只是在为理解世界而搭起的理论框架之中，所用到的一个哲学概念。而在“一神论”里，一切道德准则、立法理念的基础，全部来自神的旨意。不仅如此，连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也都落入以上帝名义所颁布下来的规定的管辖范围，比如家具的做法与摆法，家畜的屠宰与烹调，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节假的安排与庆贺，甚至连洗澡用的盆子，都有具体的规定。因此也有历史学家称摩西不但是宗教的发明者，也是“伟大的立法者”。“一神论”不单单只是对一位神灵专一的崇拜，而是从里到外都渗透着宗教气息的一种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
“一神论”本身还有一个重要含义，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我所崇拜的是唯一的真神，你所崇拜的神如果不是假的，就是邪恶的。如此鲜明的排他性，将引发以色列人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以及后来，基督教会与罗马当局的冲突。即使在相信“一神论”的人群之中，人们对神的解释也是各不相同的。“一神论”之上，产生了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可以说是对神的三种不同解释。哪一个是对的呢？这样的问题不单单在三大宗教之间造成无休止的矛盾，在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教派，也造成过激烈的流血冲突。距今五百年前，欧洲爆发宗教改革，形成各种形形色色的基督教派，其间的教义之争常常是通过流血与迫害来解决的。“一神论”很自然地被引申为对神的正确解释只有一个，就象现在有人所说的，“真理只有一个”。因为上帝只有一个，对上帝的错误解释就不仅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而是对上帝的亵渎，是要进地狱的。这样的争论，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只有在二十世纪的前半部分，伴随着深刻的历史转变与动荡所引起的种种党派、主义及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才与“一神论”所引起的教派冲突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当代中国人，见识过“真假马克思主义”之间争论的惨烈，应该可以体会其中的沉重。
1.3 国王与先知
历史上，在伽南曾经出没过很多民族。按照《圣经》的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沙漠中行走了四十年，接受了上帝种种的考验，才来到伽南的边缘。此时已经是年届古稀的摩西，看见伽南之后就与世长辞了。接下来，以色列人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征服过程，来取得这一块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样的入侵在伽南的历史上，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被挤走的民族之中，最为著名的是Pheonicians。他们在古代的中东是闻名的商人，而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他们发明了字母，用来标定声音，记录文字，希腊字母与拉丁字母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从伽南退出来之后，他们开始在北边的叙利亚建立商业港口，其后更加向位于地中海西部的北非与意大利发展，将中东的古代文明传到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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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请看BLOG：HistoryNotebook.blog.tianya.cn)
图二：伽南地区示意图。图中所覆盖的地区包括现今的以巴，黎巴嫩，及叙利亚与约旦的一部分。西边的地中海沿岸，南部有Philiyia，为讲希腊语的Philistines所占领，是现今的加沙地带。沿海北部的Pheonicia住着历史上著名的Pheonicians。他们发明了字母注音文字，是中东地区闻名的商人。Pheonicia在现今的黎巴嫩境内，其中Tyre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通商港口。Pheonicians以此为基地，向地中海地区扩展，最后在北非建立了Carthage，后来与古罗马发生过三次战争。此时的以色列部落，已经分为北边的以色列与南边的犹太。约旦河东岸的地带为现今的约旦，图中Edom，Moab，Ammon，都是讲阿拉伯语的游牧部落。他们与Philistines，Pheonicians一样，都曾与以色列部落为争夺伽南而发生过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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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进攻的犹太人基本上是以游牧为生。与之相比，伽南人在经济上较为领先，在农业上已有相当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冲突之中，伽南人在装备上略占优势。在政治组织上，双方都可以说是处在酋长部落时期。只是伽南人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同的村庄之间不但有部落的差异，甚至都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原本就常常处于相互争战状态。与之相比，从沙漠里出来的以色列人，至少在征服伽南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也因而得以各个击破，逐渐占领整个伽南。
占领之后，以色列部落之间的联盟也开始变得松散起来，而伽南的边缘却又出现了新的入侵者。这其中，既有从沙漠里冒出来，同样操着Semite语言的游牧民族。也有从地中海上飘过来，活跃在伽南沿海讲着希腊语的民族Phillistines。当时的希腊正处于政治动乱之中，Phillistines在伽南找到了一块避难场所。以后的历史上希腊人也因为他们而将伽南称为巴勒斯坦(Palestine)，一直缘用至今。以色列人松散的部落酋长制度，不足以应付这些入侵者，吃了很多败仗。而这些失败所造成的危机感，促成他们政治上的一大进步，从部落联盟逐渐发展出一统的以色列王国。
开国的君主David，是一位带领以色列人抗击入侵者的军事首领。照《圣经》里的描述，他不但智勇过人，还长得威武英俊，很有几分领袖魅力。抗击外敌的军事胜利自然为他赢得族人的爱戴，也成为他称王的政治基础。在此之上，宗教也为他建立王朝提供了根据：David王朝的建立体现的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眷顾，而民族的兴旺从此也与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David选择了一个难以攻破的城堡，耶路撒冷，作为他的首府。随后，崇拜耶和华的圣物也都移到了耶路撒冷，使之不但成为政治中心，也成为宗教中心。
继承David的Solomon不但精明过人，而且雄心勃勃。外敌的退却带来了和平的环境，让Solomon得以集中精力大兴土木，建筑宫廷，保垒与道路。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建立在耶路撒冷锡安山上，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圣殿，是专门为崇拜上帝耶和华而修建的。然而，这些宏伟的工程却也种下了祸国殃民的种子。此时的以色列毕竟还只是一个不算富裕的农业社会，大兴土木的背后要靠苛捐杂税，甚至巧取豪夺来支撑。而宫廷的荣华富贵花天酒地，更是与一般平民百姓的困苦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Solomon统治了四十年，在他的晚年，王宫的财政已经是入不敷出。到他的继任者，则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由此引发的政治动乱，将以色列一分为二。大的部分在北方，依然称为“以色列”。在其后的两百多年里，不断地发生军阀混战，篡权夺位，前后产生了十九位国王，其中有八位死于非命，而改朝换代则多达九次。小的部分在南部，称为“犹太”，依然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依然是David家族的后代保持王位。但是两相比较，犹太国太小，大部分时间只是以色列的附属而已。
这其中的历史细节记载在《圣经》里，读来有几分象我们所说的帝王将相的故事，有太多的同室操戈、骨肉相残、血泪交加。要说拍电视剧，可以作为上好的材料。但是对其后历史的发展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对历史产生影响的，是《圣经》里称之为“先知”的人物。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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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David称王时，接受涂油礼。这幅画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Raphael（拉斐尔）的作品。画中的David并不是一副威严的武士模样，而是屈卑受礼。David手中拿着的应该是放羊棍，他原本是个牧羊娃。画家所表达的，是世间的权力在上帝面前的卑微。这样的画面自然出自画家自己的想像。但是放羊娃出身的David，把自己的王位与宗教绑在一起，在政治上是相当精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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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描绘的上帝，是一位与历史交织在一起、不断影响历史发展的神。上帝象一位威严的小学老师，给孩子们定下了纪律规则，严格要求他们循规蹈矩。只是孩子们（以色列人）却常常违备老师的教导。历史的发展之中，既有上帝的安排与教导，也有以色列人的努力与失败。在出埃及时期，上帝往往是亲身显灵，帮助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人的围追堵截。到了以色列立国之后，上帝不再亲身显灵，也不再直接插手种种的政治争斗。但却通过他的使者，也就是“先知”，将他的意愿与训导带给以色列人。这样的“先知”，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问卜算卦解梦之类的江湖术士。他可能是一位祭司，也可能是一位工匠，甚至也可以是一位地位卑微的牧羊人。只要上帝选定他为使者，他就成了“先知”，他的预言会得到验证，他的声音是上帝的信息。
以色列立国之后，从沙漠上带来的“一神论”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伽南被征服之后留下了不少本地人，他们与新来的以色列人，在文化上相互揉合，开始了一个同化的过程。伽南人原本在经济与文化上就比以色列人略为领先，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一神论”在以色列人之中逐渐褪色。而受其它宗教影响最深的，恰恰是政治权力的最高机构，王室本身。古代的外交常常是以联姻的形式进行，类似于我们历史上的昭君入塞、文成公主进藏。这些王后妃子来到以色列之后，也将她们的崇拜方式带入王宫，甚至影响到王子王孙的信仰。据说Solomon后宫里，总共有60位王后，80位妃子。其中很多来自异族，带来她们自己信仰的神灵，把王宫变成了神灵最为丰富多彩的地方。这样发展下来，以至后来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修建的圣殿里，供奉的竟然是其它的神灵。
看在“一神论”忠实信仰者的眼里，这一切都是大逆不道。前边说到过，出埃及时摩西依上帝指引立下的“十诫”之中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上帝耶和华怎么可以容忍以色列人这样崇拜其他的神灵？按照现代评论者的说法，以色列人所信奉的上帝，本是一位爱吃醋的神，容不得其他神灵的存在。于是宗教的融合与同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神论”信仰者的强烈反弹与极度不满。
在《圣经》里，这些不满溢于言表。支持“一神论”的国王，自然是好的，只是为数极少。容忍其他宗教的国王，则必定是坏的，在《圣经》里都会受到极为负面的描述。自然，上帝本尊也是极为愤怒，并时常通过“先知”们将其不满转达给世人。这一点，与出埃及时已经有所不同。那时候，上帝常常直接向摩西显灵。以色列人半信半疑的时候，上帝还会直接用法力，制造奇迹，帮他们解决困难，让他们信服。如果是由天使来转达上帝的意愿的时候，这些天使也都不是常人，而是半人半兽，头顶着光环，身上带着翅膀，一望即知是神而不是人。到了以色列立国之后，上帝至少不再向国王显灵，此时的国王信的是什么已经很难说了。转达上帝意愿的，也不再是天使，而只是某时某刻某一位普通人。可以说，《圣经》对立国之后的记述，虽然带着“一神论”者的偏见，却少了神话的虚幻，多了历史的真实。
只是，一个普通人，猛然站在大家面前，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使者，是先知，很难得到大家的信服。况且先知们所说的，通常都是良药苦口。被他们批判的包括王公的骄奢淫逸，富豪的贪得无厌，权势的巧取豪夺，祭司的欺世盗名，民众的麻木不仁。而他们的预言更是让人听了不顺耳，说什么以色列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崇拜了其它的（假）神灵，终将遭受上帝的重罚，会有灭顶之灾，会亡国。这么严厉的谴责，赢来的往往不是掌声，而是世人的不解与嘲笑，甚至是当局的镇压与迫害。他们的警世箴言，既不为当局，也不为一般民众所接受。不过不管他们得到什么待遇，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先知们应该算是那种在坚定的“一神论”信仰与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下，忧国忧民，不畏权势，无惧众怒，敢想敢言的仁人义士。
先知的预言，自然是对的，否则就不成其为先知了。公元前八世纪，以色列的北面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亚述帝国，逐一征服了周围的一系列小国。到公元前721年，与亚述为敌的以色列也在内忧外患之中走入了灭亡。留下惶惶不可终日的犹太国，再苟延了一百多年。
理解历史，总是有不同的角度。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历史观，多半是道德的角度，明主对昏君，忠良对奸臣。二十世纪中叶，阶级斗争成为最流行的角度。而近年来时兴的是文化，文明。西方史学研究中，则多半是阶级斗争、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地缘政治等等。其实，以色列在这以后几百年中的历史，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最容易理解。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都是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地方，足以形成大帝国。小小的巴勒斯坦正处于连结两地的战略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以色列部落进驻巴勒斯坦的五百年中，正赶上两地都出现动乱。等到新的帝国从动乱之中兴起，以色列、犹太国及邻近其他小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大国的战略漩涡之中，命运不再由他们自己来控制。
唇亡齿寒，北边的以色列灭亡后，最感到压力的自然是南边的犹太人。他们对历史的理解，照《圣经》中的表述，是宗教的角度。这一点，在古代也不算独特。不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都有不少人相信神灵的护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圣经》把以色列的灭亡解释成上帝的惩罚，因为他们的堕落，因为他们崇拜了偶像，因为他们敬奉了其他的神，因为他们违背了摩西与上帝订下的契约。这一切，正好印证了先知们的预言。
这以下的一百多年里，犹太国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度过的。亚述依然在巴勒斯坦的周边，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埃及开战。犹太国一会儿加入埃及的联盟，与亚述对抗。一会儿又迫于亚述的威严，不得不俯首称臣纳贡。外围不断变化的形势，给犹太国在对抗与屈服之间没有留下多少余地。在犹太国内，宗教的矛盾加剧了政治的动荡。危急之中，又不断有先知冒出来，转达上帝的旨意。当然，也终于有不少人开始听信他们的声音了。先知们所最为在意的是清除“一神论”之外所有其它各种信仰。危急之中有的国王相信了他们，于是开始了所谓宗教改革运动，毁偶像，清圣殿，砸烂异教的祭坛。只是这些举措却不能抵挡亚述的进攻。另一位新国王的登基可以带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别的宗教又冒了出来，而先知们则是关的关，杀的杀。这样的反反复复，对改善犹太国的处境并没有多少帮助。但是“一神论”的信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之间的联系，却成为犹太国所必须焦虑面对的政治问题。
随着公元前六世纪的到来，西亚又开始发生一轮巨大的变化。两河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帝国，新巴比伦。它不但取代了称霸一时的亚述，还一路挥师西进，击败了埃及。而原以为随着亚述的灭亡可以挣脱伽锁的犹太国，也在公元前605-586年之间屡次遭受巴比伦的入侵。最后不但耶路萨冷被攻破，连神圣不可侵犯的耶和华圣殿都被捣毁。而犹太的王室及上层人物，更沦为囚徒，被送往巴比伦流放。犹太国也终于未能逃脱亡国的命运。
1.4 流亡与犹太教的兴起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提起犹太人流放总会让人想起纳粹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集中营，毒气室，大屠杀等等。巴比伦所主持的流放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两河地区兴起的巴比伦人，讲的也是Semite语言，对犹太人并没有种族仇恨。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只是平定一方的一种政治措施：将某一个地方的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及其家人强行移走，剩下的民众群龙无首，就不会再起来进行有组织的反抗。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巴比伦的首创。在此一百多年前，公元前721年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亚述采取的是同样的政策。以色列的上层社会也被流放，估计总数有上万人。其后，亚述又迁来其他外族人来统治留下的以色列人。从人数上来说，留下的自然要远多于被流放的。他们与外族统治者互相融合同化，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Samaritan，因为亡国之前以色列的首府所在地名为Samaria。这个至今仍然有少数生存在中东地区的民族，虽然在血统上是以色列部落的后裔，在宗教上也信奉耶和化与“一神论”，但是却与犹太人在以后的历史上相互敌视，格格不入。随摩西逃出埃及的以色列部落共总分成十二支。以色列与犹太国一分为二的时候，十支留在以色列，只有两支留在南部的犹太国。按《圣经》里一位先知的预言，到上帝的天国来临于尘世之中的那一天，这十二支部落最终又会团聚在一起。只是犹太教与后来的基督教，都不将在他们眼前的Samaritans当着以色列部落的后裔，却把期望放在那一小部分被亚述流放，以后在历史记载上失去了踪迹的以色列人，把他们变成了传说中“失踪的十个部落”。围绕着这些失踪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有的说他们去了北欧，有的说他们去了非洲，有的说他们在巴基斯坦，有的说他们其实就是北美的印地安人。更有人说他们成了现今的日本人，甚至说居住在中国川藏边境的羌人是他们的后代。其实历史学界对他们的行踪倒是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亚述的流放政策相当成功，不但平定了以色列，流放的以色列人散落外乡，也逐渐被当地居民所同化，忘却了自己的身份。
一百多年之后，犹太人同样遭受了被流放的命运。可是这一百多年间，围绕着“一神论”产生了种种的改革与反动，焦虑与思考。先知们的号召与祈求，虽然不足以挽救犹太国的命运，却唤起了犹太人独特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其程度之深刻，已经不可以因流放而洗脱。
犹太国的首都耶路萨冷是一个防守坚固的城堡。巴比伦军为了将其攻破，曾经围城一年多时间。到城堡弃守的时候，已经是弹尽粮绝，尸骨成堆。为了平定犹太，占领军不但捣平了圣殿，也摧毁了城墙。然后将王公贵族，宗教首领，被俘将士，甚至能工巧匠，拖家带口强行押往巴比伦。此时犹太国的总人口并不多，估计在十几二十万之间。连年的战乱之中，已经有一部分人逃往埃及避难。大多数人，却只能守着被战火肆虐的土地，渡着艰难的生计。被押往巴比伦的，只是人口中最为富有也最有文化的一小部分。但是他们却对其后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被流放的地点，是在巴比伦王国的心脏地带，地处现在的伊拉克南部。对于现代的我们，想起伊拉克总会想到烧焦的战车与漫天的风沙。但是两千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方，也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所以犹太贵族虽然是被流放，却是从一个贫穷的巴勒斯坦，被押往一个富庶的巴比伦。当地的统治者与一般民众，对这些犹太人并没有特别的迫害或歧视，而是由他们自生自灭。巴比伦更为发达的经济与财富，不但让犹太人叹为观止，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发展的机会。大部分流放的犹太人受到巴比伦文化的吸引，开始融入当地社会，而逐渐淡化了自己的犹太认同。但是这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人却始终无法忘怀亡国的悲痛，拒绝为巴比伦所同化，而且坚持为有朝一日重返巴勒斯坦而做准备。
这其后的几十年时间，摩西的“一神论”在流放的犹太人之中发生了重要的发展与演变，逐渐成为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犹太教”。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摧毁，流亡之中不可能再有以前那些庄严隆重的宗教仪式。因而犹太人对宗教的思考着重于理念与教义。相应地，《圣经》作为以色列部落的历史及“一神论”教义的阐述，开始经历系统的编辑与制定。《圣经》旧约的前五部，从“创世纪”到“申命记”是流放之前就已经有了的，在历史上又称为《摩西五经》。其中，“申命记”的来源最为戏剧性。那是在犹太国灭亡前，内忧外患激励之下的一次宗教改革运动中，当人们清除供奉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外来神灵的时候，偶然找到的。书中记载着以色列部落快要进入伽南前，摩西回顾出埃及的艰苦历程，重述上帝所颁布的“十诫”，并详细制定了以色列部落所必须遵守的道德与法规。现代历史学家大多认为，“申命记”其实是先知们根据他们对“一神论”的理解与当时的社会条件，自己写成的。只是为其更有权威性，而假借摩西之名。更将其放在圣殿里，变成一个既偶然又重要的发现。流放中的犹太人又进一步将征服伽南之后的历史，及一些著名先知们的预言整理成文，加入《圣经》，把历史，宗教，道德，与法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以后指导犹太人精神与日常生活的圣典。
没有了富丽唐煌的圣殿，却产生了一间间小小的犹太教堂。流放的犹太人，定期在这里相聚，维持着旧亲故邻之间的联系。宗教仪式自然是要简单了许多，却多了集体的参与。大家一同做礼拜，做斋戒。一同祈祷，忏悔。一同习读《圣经》，听长老讲道。这样的聚会方式，以后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所借鉴，传遍世界各地。
这一期间的犹太教，也开始强调一些犹太人所特有的风俗习惯。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给男孩子割包皮，不吃猪肉，及每周固有一天的安息日（周六）。在中世纪的欧洲，迫害犹太人的一种方法，就是强迫他们吃猪肉。割包皮与不吃猪肉的来源，有各种不同的解说，现在已经无从查考。有人从历史的角度，认为不论是割包皮还是禁食猪肉，在古代的埃及与阿拉伯都相当流行。例如源自阿拉伯沙漠的伊斯兰教，也确实同样有着禁食猪肉的规定。也有人从卫生健康的角度来理解。割包皮有助身体的清洁，减少感染，特别是在卫生条件不大好的古代沙漠地区。而猪则因为其习性肮脏，是不洁的动物，吃下去之后有可能导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说吃猪肉会导致疾病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割包皮对健康有益，却曾经有不少人相信，特别是在讲英语的西方国家。二十世纪上半叶，割包皮曾经是美国医院里几乎每一个男孩都经历一回的常规手术。只是近年来，医学界又有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不是很有必要。还有人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认为这两种习俗都有一定的社会功用，因而在相应的宗教之中强化成为一种教规。割包皮可以降低性爱的快感，让男子免于声色之中的沉溺，甚至据称可以减少手淫。而禁吃猪肉是由于养猪耗水量大，而且猪有可能污染水源。养猪在沙漠周边是一种难以维持的奢侈，因而吃猪肉逐渐变成宗教禁忌。对于流落他乡的犹太人来说，维持这些习俗的确有另一层重要的社会功用。保持住这些与众不同的特殊习俗，也就保持了他们特殊的身份认同，不至于被他人所同化。每周一天的安息日，让他们得以定期相聚，不但强化身份认同，也促进相互之间的联系。
巴比伦的富庶与强大也给犹太人带出了其它的疑问，为什么不信上帝的巴比伦人可以享有富强与繁华，而相信上帝的犹太人却要蒙受亡国与贫穷？难道是上帝遗弃了他们？犹太人之所以会遭受亡国与流放的命运，自然是因为他们罪孽过于深重，而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的道理虽然可以解释他们的苦难，反应的却是一种负面的惩处。而且这样的惩罚要到何时才算终了？父辈所犯下的罪过，难道要子子孙孙一直承担下去吗？从这些疑问之中，发展出来的是对自身民族命运的新解释：上帝从来就没有遗弃犹太人。恰恰相反，犹太人才是上帝所偏爱的“选民”。他们被选出来经历苦难的磨炼，他们的牺牲将为所有人带来上帝的拯救。这样的答案，有几分“打是亲骂是爱”的味道，将上帝的惩罚化为父母对孩子的管教。这样的答案，也为犹太人的不幸遭遇提供了一个正面的解释，虽然听来不免有几分阿Q。但是，这样的答案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却让犹太人得以历经两千多年的磨难，依然保持着他们的信仰与认同。通常我们所说的求神拜佛，多半是为了消灾还愿，其中一定会遇到一个灵与不灵的问题。灵的话香火信众会旺一些，不灵的话还可以去拜别的神。犹太人崇拜上帝，自然也希望得到上帝的眷顾。但是，他们所崇拜的神只有一个，因而即使得到灾难的时候，也当作是一种恩赐。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仆人，尘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他们的使命是在苦难之中得到净化，是给其他的民族当榜样，用犹太人的牺牲，换取他人最终也认识到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神。这样的态度，使得在今后的历史上，苦难与不幸常常成为犹太信仰的强心剂。
上帝耶和华，在犹太人流放之前，通常被当作是以色列部落所特有的神。流放过程中，与巴比伦的对比与碰撞，让犹太人得以从更宽一些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当他们把自己看着上帝所偏爱的“选民”的时候，虽然依旧是出自一个有几分狭隘的角度，将自身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之上，却在理念上把上帝推广成为全人类的上帝。这样的推广，为历史留下了一记伏笔，使得对耶和华的崇拜得以超越民族的界限。只是完成这一推广的，不是犹太人，而是以后的基督徒与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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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A. Joyard的 “巴比伦囚禁” （1841年），收藏在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这幅画里，景致及人物的衣着描画得特别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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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回归耶路撒冷
巴比伦的强大果然被证明是过眼烟云，因为在它的东面，现今伊朗的境内，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波斯帝国。公元前539年，波斯开始进攻巴比伦。不久之后，不但巴比伦被攻破，地中海东岸，包括巴勒斯坦，以及更靠西南的埃及，也都落入波斯的统治。对流放中的犹太人来说，这一次帝国的更替，就象是他们的祈祷终于得到了回应。按照《圣经》里的记载，波斯国王Cyrus下诏：“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太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于是共有“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名”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外加上仆人，牲畜，浩浩荡荡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圣殿。
这样的描述，并不为现今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因为没有理由相信波斯国王会将自己的帝业归功于耶和华。波斯的崛起在古代中东的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早在公元前约三千年前后，源自阿拉伯沙漠讲Semite语言的民族开始征服定居的农业社会，两河地区一直是由他们主导与统治。亚述与巴比伦统治者，也都操着Semite语言。波斯在公元前六世纪击败巴比伦之后，使得非Semite人（包括后来的希腊与罗马）得以在政治上统治西亚。这一状况又持续了一千年，要到公元七世纪前后，穆罕穆德率领阿拉伯穆斯林从沙漠中崛起，西亚才又回复到Semite人的统治。波斯新征服的地中海东岸地区，也是讲Semite语言的地区，而波斯所采取的统治政策与亚述及巴比伦正好相反。亚述与巴比伦将当地的上层社会流放，如同对当地社会实施政治上的“斩首”。波斯却将这些被流放者找来，请他们回到故地当波斯的代理人，来统治这一地区。对于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波斯采取极为宽容的态度，给予相当的自由，甚至帮助他们修复被荒废捣毁的祭坛或者圣殿。所以《圣经》所述波斯王Cyrus对犹太人的优待，倒是有几分象现代社会中的所谓“民族政策”，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或其宗教的特殊厚爱。而在其后的历史上，巴勒斯坦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犹太人却也一直维持着对波斯的忠诚。
从宗教上来说，波斯人信的是多神教。多修一个神殿，多奉一个神明，就多得一方照应，算是一件善举。但是看在信奉“一神论”的犹太人眼里，却是另一番滋味。就好象波斯王成了上帝耶和华的代理人，他们对上帝的忠诚终于得到了回报。上帝不但没有放弃他们，还给了他们一次回归的机会。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的，只是当地犹太人中的少数。毕竟从流放到回归，期间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三代人的时间。绝大部分在巴比伦的犹太人都是在当地出生长大的，家业都在当地，从来就没有去过贫穷的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所带回巴勒斯坦的，却是在流放期间历经锤炼的犹太教义。作为波斯的代理人，他们掌握了当地的政治权力。而这种权力与犹太教义的结合，产生了“政教合一”的统治，给了犹太教一次实践的机会，并从根本上改造了犹太社会。
此时的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城堡是依然北边的Samaria，也就是过去在北边的以色列王朝的首府，后来则成为亚述及巴比伦军的驻扎地，而再后来则换成了波斯军。Samaria周围依然有很多以色列人的后裔。虽然当地上层社会是随亚述及巴比伦大军而来的征服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外来统治者与当地以色列后裔相互融化，竟然也逐渐成为耶和华的信徒，信奉着《摩西五经》。回归的犹太人计划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派代表来耶路撒冷，希望能一起参加，却遭到了拒绝，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有了太多异族的血统。（有的现代评论者说，其实从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异族的血统也不少。）由此也种下了二者之间在以后历史上的种种怨恨。这些以色列后裔后来就变成了前边所提到的Samaritans，“Samaria”的地名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在其后的希腊统治时期，他们曾经自己修建过另一个供奉耶和华的圣殿，更是加剧了与犹太人的对立。按照犹太教义，不但上帝只有一个，崇拜上帝的圣殿也只能有一个。所以再后来犹太人发动反对希腊的起义成功之后，Samaritans的圣殿被他们强行摧毁。而二者之间的仇视一直到公元纪年后成文的《圣经新约》之中，也就是耶稣的生平时代，还有不少记载。
耶路撒冷却在巴比伦入侵时被完全摧毁了，变成了一个几乎是完全开放的村庄，住着躲过了战争与流放的幸存者。也因此，其周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治真空，正好为回归的犹太人所填补。他们所做的第一步，是要重建圣殿。从统治范围上来说，他们只有耶路撒冷周围的一小块地域，甚至比不上过去那个小小的犹太国。可以用来修建圣殿的资源自然也是远比不上Solomon第一次建圣殿的时期。于此同时，波斯还在对外发动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与希腊诸岛联盟之间的战争，其统治下的各地自然要为此缴税纳贡。波斯帝国在当时已有相当的规模，东起印度，西至地中海东岸和埃及。这其中印度的行省最为富裕，对国库的贡献最大。相形之下，巴勒斯坦的位置算不上重要。据当时的希腊历史学家Herodotus的估算，整个巴勒斯坦所上缴的税额，其中包括了犹太人、Samaritans、Phoenicians、塞浦路斯（地处靠近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小岛）及周围其他部落的贡献，不过只占了帝国总财政收入的约百分之二而已。Herodotus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对中东区域的民族风俗都有相当详细的介绍，但是却完全没有提到过犹太人。由此也可以看出，犹太人在当时只是地处偏僻、不大为人所知的一个小民族。巴勒斯坦的经济水平，原本就较为落后，一般民众在年成较好的时候也就只能维持温饱而已。波斯的税收成为很大的经济负担，也使得圣殿的重建极为不顺利，前后拖延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
圣殿建筑在山顶上，原本是被捣毁的Solomon圣殿的遗址。它的形状为一个长约150米、宽约44米的长方形，外边有坚固的围墙保护，里边则有祭坛及为准备祭礼而设置的办公室、储物间及厨房。建成之后，它不但是耶路撒冷的最高建筑，也是犹太人宗教与精神生活的核心。与别的宗教所不同，犹太教只有一个圣殿。只有在这个圣殿里，才可以举行祭典，由专职的祭司，奉献收成的果实，供上牺牲的羔羊，祈求上帝的恩眷。古代社会中，牺牲供奉原本是生活之中重要的一部分。通常部落村庄迁移到哪里，祭台神庙也就跟着建在哪里。久而久之，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繁衍，信奉同一个神的民族也会逐渐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崇拜方式。在这一点上，犹太教却是很有几分“中央集权”的味道。流落在埃及、巴比伦的犹太人，不可以自建神庙，而必须在礼拜的时候，面对耶路撒冷的方向。至于说教义的解释，律法的规定，同样都必须由耶路撒冷的祭司们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尽管犹太人由于战乱与动荡散落各地，在宗教上却相当的一致。同样因为这个原因，犹太人才会为建筑圣殿的事，与Samaritans闹得势如水火。
圣殿建成后，主持圣殿管理与祭典的祭司也自然而然的成为犹太人的政治与精神领袖。犹太祭司制度的形成可以一直追溯到出埃及时期，摩西任命他的哥哥Aaron负责对上帝的祭典，并规定只有Aaron的子孙后代才能担当祭司，因而祭司是世袭的。他们的首领是大祭司，总理圣殿的相关事物，包括保管圣物，主持牺牲，祈获神谕，占卜析梦等等。祭司自然是属于高级神职人员，与之相应的还有低级神职人员，必须来自犹太人中的Levi部落，在圣殿内担当乐师、门卫、工匠、清洁等等一般性工作。在犹太人所讲的希伯来语当中，“祭司”被称为“Cohen”，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姓氏，也有人拼作“Cowen”，或“Kahn”。这样的姓氏，因为其中的宗教含义，而一直受犹太人的敬重。即使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信徒在犹太教堂中轮流诵经的时候，姓“Cohen”的人还享有优先权。“Cohen”也与我们中国的曲阜“孔”姓相似，成为一个历史悠久，保存完好的姓氏。前几年，还有人专门为犹太人中姓“Cohen”的男子做过DNA检测，发现他们之中的80%拥有相似的父系基因，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一位共同的父辈先祖。
以色列与犹太国亡国之前，“祭司”与国王一样，常常成为先知们批判谴责的对象：祭典仪式虽然做得隆重而精致，服务的对象却往往是王公与权贵，图有形式，没有宗教精神。而且面对异教的影响与渗透，祭司们常常屈从于政治权力，牺牲了对“一神论”的坚持。因而在《圣经》里，捍卫“一神论”的英雄是先知们，而不是祭司们。
到了波斯统治时期，军事及税收由波斯总督负责，而民事与宗教则是由犹太人自理。犹太教的首领，祭司也就成为自治的权力中心。波斯王朝对犹太人的信任不是没有底线的，圣殿可以重建，但是David王朝的复辟是不允许的。而大祭司的任命，要得到波斯的恩准，因而在政治利益上祭司往往站在波斯一边，而不是David王朝后裔的一边。
圣殿重建之后，《圣经》里没有再记载先知的出现，“先知时代”也随之结束。有的历史学家因而将从摩西出埃及到巴比伦流放的这一段称为犹太教的“革命”时期。因为此时，“一神论”还没有确立主导地位。为“一神论”摇旗呐喊的是往往来自社会底层的先知们，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必须屈从于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王公贵族与祭司。到巴比伦流放之后，从“一神论”所发展而来的犹太教，完全主导了犹太人的社会与生活，形成了神权政治。犹太教“革命”成功之后，也就不再需要先知们的出现。祭司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罗马统治时期，直到公元73年圣殿再一次被罗马兵团捣毁，祭司才失去了他们发挥的舞台，影响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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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艺术家想像之中的第二圣殿，建于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后来也经历了扩建。在耶稣的时代，圣殿还存在，是犹太教的中心。公元73年，犹太人反抗罗马的起义失败之后，圣殿被罗马人摧毁。
1.6 摩西律法
神权政治的基本依据是由《圣经》，特别是其中《摩西五经》所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法规，又称为“摩西律法”。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犹太人的政治状况，严格来说应该算是波斯统治之下的自治。波斯王朝对犹太人的宗教很容忍，政治上相当依靠主持圣殿的祭司们，而派来的总督也常常是宫廷中的在波斯王身边为他所信任的巴比伦犹太人，以便于他们与祭司的合作。但是，处于自治状态下的犹太人却没有自己的立法权，只有波斯王才有立法权，而犹太人原则上来说是要遵从波斯法律的。另一方面，为尊重犹太人的宗教传统，那些在回归之前写入《圣经》的律法，则被当着犹太人的传统，可以在自治的范围内实施，从而使得一部宗教法规变成了犹太自治的法典。而因为没有立法权，自治当局就通过对《摩西五经》的进一步解释与延伸，来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由此逐渐演变成为“摩西律法”。
当一部宗教的清规戒律变成了法律之后，其实施就带有强迫的成份。波斯派驻的总督常常与祭司合作，用罚款、流放、坐监、甚至杀头来惩处教规的违反者。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当时波斯帝国未能征服希腊，转而进入相持状态。战争停止之后，赋税的重担开始减轻，巴勒斯坦也出现一些生机。只是随着生活的改善，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又开始松动，特别是出现了一些与周围外族人通婚的现象。巴比伦流放其间，犹太人把自己定义为“上帝的选民”。为了让“选民”的血脉得以延续，必须禁止与外族的通婚，由此而产生了由宗教与政治当局共同推导的种族纯化政策。与外族通婚的家庭，被强行拆开，妻离子散与家庭破碎也在所不惜。
与此同时，犹太教的理念得以在普通民众之中推广与灌输。巴比伦流放之时，《圣经》已经成为犹太人历史与信仰的圣典，内中的叙述是上帝对人类的启示与教诲。重返耶路撒冷之后，《圣经》已经不再只是祭司们在祭典之中使用，而是变成了说教，由经学教师灌输给妇孺老幼。在解释与延伸的过程之中，《圣经》上短短一句话，可以在不断的解释之下，演绎出许许多多详细的规定。例如，“出埃及”中有一短短的一句“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第22章31条）其中的意思是说，遗留在野外被野兽咬死的动物，不能食用。从卫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禁忌不难理解。只是一条简单的规定，却又进一步发扬光大，演绎出来一系列的新戒律。如果撕裂的肉发现在田间就不能食用，发现在村庄的是不是同样应该禁止？所以问题变成：什么肉才不算是“撕裂的肉”呢？答案是：只有正确屠宰的牲畜，才不算是撕裂的。于是，由此产生一整套关于屠宰的详细规定：要用什么样的刀；应该怎么一个用法；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仪式；屠户要经过什么样的训练；刀插下脖子的时候要念一句什么样的咒语；放血的时候又要说一句什么样的祈祷等等。
因为宗教的关系，犹太人的厨房与食物是出奇的讲究。这里所说的讲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色香味，而是厨房里的种种禁忌。前面已经提到过不食猪肉就是一个例子。禁忌的来源，往往也是《圣经》中的某一句话。其后经过不断地推究演绎，变出很多令人称奇的规定，进而写入了摩西律法。《圣经》里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记第22章19条）。畜牧的社会，肉食与奶食常常混在一起煮食，这在中东与西方的饮食之中是很常见的事。《圣经》里的这一规定，是不许用一只母羊的奶汁来煮熟它所生下的小羊羔。这算不上是什么卫生或营养上的考虑，却有几分对羊羔的恻隐之心。在摩西律法中，由此变出一条戒律，肉食与奶汁不可以放在一起煮；更进一步，肉食与奶汁不可以放在同一台餐桌上；更进一步，装过肉食的碗碟以后再也不可以用来放奶，反之亦然；煮过肉食的锅勺自然也不能再用来煮奶，反之亦然；到最后，肉盘子与奶盘子所用的洗碗布都必须分得清清楚楚，不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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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犹太人尊从经书的传统一直沿续到现代。图中所示为西方媒体中常见的正统犹太信徒的形象，穿着黑衣，带着黑帽，留着长胡子，手里捧着一本《圣经》，一边读着，一边点头。穿绿色制服的，是一位休班的以色列军人，手中也是捧着一本《圣经》。这张照片摄于耶路萨冷的哭墙，是第二圣殿后来被罗马摧毁之后的遗址，每年都吸引很多人来朝圣。只是朝圣并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布置，只有残墙断壁，前面很多犹太人或站或跪，手里捧着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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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近乎吹毛求疵的演绎相应的，是对摩西律法的遵守，其严格之程度，同样令人称奇。举例来说，犹太人每周有一个安息日，放在周六，是做礼拜与休息的日子。“七”在古巴比伦，是一个被认为会带来好运的数字。因为从天文观察中，他们发现地球周围一共有五颗移动较为显著的星星，也就是太阳系里的行星（其它行星是近代才观察到的），加上太阳月亮，正好是七个天体；月球绕地球一圈大约是二十八天，取其四分之一，也正好是七。借鉴而来到《圣经》里创世纪的故事之中，上帝花六天创造了世界的一切，而后休息了一天。与之相应，摩西律法中规定犹太人每七天之中，也必有一天安息日。只是在农业社会，这样的周期完全不符合时令。农作物的播种与收割，讲究的是季节与气候。农忙季节错过了时间会影响一年的收成，恨不得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就不用谈休息了。古罗马人也用七天当作一个星期，但却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犹太人雷打不动，每星期中必有一天安息日。他们无法明白其中的宗教含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犹太人生性懒惰。其后，古罗马还试过强硬措施，逼迫犹太人放弃安息日。却发现就算是以杀头相威胁，都无法让犹太人在这一天工作。最令人称奇的是，遵守安息日的规矩变得如此重要，当外敌进攻耶路萨冷的时候，犹太守军竟然会在安息日集体放下武器。一个个被生擒活捉，脑袋砍了下来都不肯还手。也由于犹太人的坚持，这一习俗才在后来为基督教所借用，只是改到了周日。
就这样，在宗教教化与国家机器的双重锤炼之下，摩西律法成为犹太人日常与精神生活的基石，遵从律法也成为犹太民族的一个异于他人的最基本特征。礼仪与戒规的出发点，往往都源自合理的考虑。只是不断的演绎发挥之下，变成了详细的硬性规定。我们中国人在文革高峰时期，有过所谓“早请示、晚汇报”，工间休息的时候要读语录，唱革命歌曲，大概可以算着是把宗教的仪式插入日常生活的一个例子。文革过后，这一段历史就被认定是愚昧狂热。只是，宗教礼仪对人们的生活，也可以有正面的意义。繁琐冗长，令人疲惫的体力劳动，放在宗教礼仪的指导之下来进行，简单平常的劳作里体现出道德与宗教的意义。在当时生活环境之中的艰难，也可以算作一种升华。犹太教在两千多年历史之中，面对种种的迫害与不幸，却依然坚持遵从摩西律法中的一字一句，使之变为一种生活方式，应该可以证明这些戒律之中还存在着不小的精神价值。犹太信徒从小就被告诫，摩西律法应该是读了又读，翻了又翻，因为生活中的一切都写在了里面。以后的伊斯兰教徒，将犹太人称为“the people of books”，大致可以翻成是“遵奉经书的人”。而现今的正统犹太教徒，不论是祈祷、礼拜，甚至示威抗议，都常常在手里捧着一本经书。即使是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每一个犹太教堂里都珍藏着一本手抄的《摩西五经》，朗诵其中的内容则是礼拜仪式的一个重要部分。笔者曾好奇地问过一位犹太朋友，家中的饮食是否依然遵从宗教的戒规。她说，她母亲很想这么做，只是一方面戒规太繁琐，另一方面母亲工作太忙，还要照管几个孩子，实在是找不到时间。现代社会的快速节奏，倒是使得大多数犹太人也与常人一样，进入微波炉与快餐外卖时代。不过，即使是在今天，也还有笃信正统犹太教的家庭主妇，依然遵从摩西律法所订下的规矩来安排自己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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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如果有机会到国外，想试试犹太人的餐馆，可以找当地的Kosher Restaurants，是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来准备食物的。图中所示是一本专门介绍这类餐馆的杂志的封面。国外的超市里卖的面包通常是又硬又没有味道，不像我们在国内吃的面包，又香又甜又软。后来问美国同学，有没有香甜软的面包，她建议说：“你大概指的是犹太面包。去店里问问会有的。”犹太面包的味道果然比一般的面包好多了。
1.7 圣经时代的犹太社会
两千多年前产生《圣经》与摩西律法的时代，自然是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极为不同。在历史的记叙上，《圣经》与当时中外史藉中其他的记载一样，讲的大多是帝王将相或先知祭司，记的大多是政治起伏、军事成败。对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却很少有系统的描述。不过，《圣经》的字里行间，却也留下了一些线索。而近代以来，巴勒斯坦作为重要的宗教发源地，在考古研究上引起了很多兴趣，也有不少发现。二者相加，可以构成一个大略的图像。
对大部分犹太民众来说，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生活环境。巴勒斯坦虽然地处埃及与巴比伦之间的通商要道，但是路途所经过的是地中海海岸，比如说当今在新闻中所常听到的加沙地带，完全绕开了耶路撒冷。尽管现代的犹太人以经商理财而著名，在当时却是以农业与畜牧的生计为主，看的是老天爷的脸色。沙漠的边缘，土地与水源都极为有限，干旱缺水是最常见的问题。沙漠上吹来的热风也常常足以烧死植被。遇到蝗灾，虫子来的时候如同乌云一般，扑天盖地，将地里辛苦种植起来的庄稼吃个一干二净。耕作技术还处于原始阶段，耕地所用的通常是木犁，而不是铁犁。所用的耕牛，只有现代的小牛犊大小，所谓耕地只是碰碰地皮而已。肥料的使用、不同作物的轮作，在当时当地还不为人所知。因而即使是不错的天气，所收获的粮食也是有限。种地是极为艰辛的体力劳动。《圣经》里将亚当与夏娃最初所居住的伊甸园，描绘成一个食物丰盛，可以终日嬉戏，不劳而获的天堂。他们偷食禁果之后，被赶出伊甸园时，上帝给他们的惩罚之中就有“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还有“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
早期的以色列部落以游牧为生，来到伽南之后才定居下来。现代考古发现当时的民居相当的简陋。土墙筑起的居屋，通常只有一间大房，住着一家老少，而且到晚间连牲畜也赶了进来，睡在一起。房子几乎没有窗户，只有一两个往外通烟的洞口。所谓床铺只是地上的一个草堆而已，只有极富裕的家庭才有床。枕头更是奢侈品，在《圣经》中还成为先知们冷嘲热讽的对象。即使是在大一些的市镇之中，弯弯曲曲的街道也是肮脏狭窄，弄得镇里臭气熏天。连水井周围的卫生也难以得到保障。水源污染之后可以成为疾病的源头，由此引起的瘟疫有时可以毁灭一整个村庄。只有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大市镇之中，生活条件才好一些，有一些与外部世界有些接触的商人。也有各类能工巧匠，制作工具、陶器、青铜和银饰。当然，这样的城镇之中也住着政治与宗教的权贵。
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是以部落为基本组织单位，共有十二个，详细记录在《圣经》的“利末记”之中。定居与立国之后，这些按血缘所划分的部落界线逐渐模糊起来。与周边民族的冲突与杂居过程之中，有一些部落也渐渐被同化。可以说所谓犹太人，并不是百分百以色列部落的后裔，其中混有不少伽南其他民族的血液。到巴比伦流放之后，部落之间的界限更是完全消失。只是留下一些族谱，作为显赫家族的标志，也给以后的历史学家留下一些宝贵的研究资料。
至于说家庭之中，权力则是完全掌握在丈夫/父亲手中。在这一点上，圣经时期的犹太社会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父权社会的特征。按照“申命记”中的规定，丈夫对妻子有着完全的支配。妻子的地位比奴隶好不了多少，丈夫可以完全依据自己的意愿休弃妻子。只是到后来的摩西律法中，这一状况才有所修正。犹太社会中，实行的也是一夫多妻制度，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妻妾的数目不受法律的限制，只受丈夫经济能力的限制。通常来说，只有富豪权贵家中才能做到妻妾成群。一般人家中，负担得起一妻一妾的家庭只在少数。犹太社会中同样有贞洁的观念，但是只是适用于妻子。对于丈夫来说，在家庭之外寻花问柳，依照《圣经》里描述，是很自然的事情。
婚姻大事不是感情问题，而是依据家庭的需要，自然也是掌握在一家之主的父亲手中。婚姻的目的是繁衍后代，妻子在家中的地位与她所生孩子的数目有极大的关系。“创世纪”第30章中记载着部落首领Jacob的两位妻妾争风吃醋的故事，其中一位对丈夫是这么说的，“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中国人会祝福新娘子“早生贵子”，《圣经》里也有类似的祝福，“我们的妹子啊，愿你作千万人的母！”（创世记第24章第60条）中国人的传统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在这一点上犹太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摩西律法甚至规定，家中一位男子去世后，他的兄弟有义务将他留下的无儿无女的寡妇娶下，帮他繁衍后代。如果他的兄弟不愿尽此本份，按照申命记中的规定（第25章第9条），“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如果寡妇已有儿女，则弟弟与她结婚又被视为大逆不道。由此也可以看出律法规定之详尽。）创世记第38章中还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为“他玛”的寡妇，为了给死去的丈夫延续子嗣，竟然不惜装扮成妓女，与家翁乱伦。在生儿育女方面，犹太家庭也有重男轻女。远在两千多年之前，孩童出生后由母亲看管，并没有上学或读书一说。到进入少年时期，儿女就要开始帮助分担家中的重任，想要儿子是因为男孩能承受更多的体力劳动。儿女在自己成家之前，完全听命于父母。玷污家族名声的孩子，可以由家长随意处罚，甚至可以将其处死。
按照我们所熟知的划分，此时的犹太社会应该算着奴隶社会。精确估算当时到底有多少人是奴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大体上应该不少于人口中的百分之二十。这其中一部分为战争中被俘虏的士兵或妇孺，一部分则是因贫穷欠债而被迫卖身。以色列部落在出埃及之前也曾沦为奴隶，因而在《圣经》之中可以找到不少谴责奴隶制度的词句。一本《圣经》自然可以有很多读法，不同的解释。十九世纪之初，黑奴制度在美国南方盛行的时候，最先发起的反对声音就来自基督教会之中，他们的根据往往是引用《圣经》中的某些章节。与之相应，南方的白人同样可以在《圣经》之中找到支持奴隶制度的叙述。据马克。吐温的回忆，他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的小学就读的时候，老师会把《圣经》中支持奴隶制度的语录编成课文，让学生们背诵。一本书籍成为圣典之后，人们总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利益与偏好，从中找到有利自己的理由。文化革命之中，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大字报写起来总是有大段大段来自红宝书中的教导和语录作为铺垫。西方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例子。即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美国的媒体上还是常常可以听到宗教人士做这样的发言，句子的开头总是“《圣经》上教导我们。。。”。
不管奴隶们实际的生活状况如何，《圣经》之中确实有不少劝诫主人善待奴隶的字句。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为奴六年之后，主人必须将他解放。只是解放之后的奴隶还要面临自己谋生的困难，所以他若愿意，还可以继续为奴。奴隶作为家中没有权力与地位的一部分，受到虐待与欺凌是肯定免不了的，而女奴成为主人的性奴隶也是常有的事。写在《圣经》之中的却是较为欢快的故事，常年的共处使得主人与奴隶之间产生亲密无间的感情，奴仆的忠诚受到主人的报答，以至主人过世之后将财产遗留给奴隶继承的例子也时而有之。当女主人不能生育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贴身奴婢献给丈夫，而奴婢生下的子女则算着女主人的后代。
在司法制度方面，早期的以色列部落与其他的原始社会类似，实行的是“冤有头债有主”，简单明了的报复性制度。若是有人被害，他的亲属要向施暴者的家族讨还血债。若是有财产被损坏，也是肇事者的亲朋付上赔偿的责任。按照出埃及记第21章中的描述，“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第23-25条）摩西律法发展过程中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在司法之中引入了许多合情合理，文明人道的条文，家族的流血冲突渐渐为法官裁判所替代。律法中的许多规定经过不断的演绎，发展成一套完整的法典，规范犹太社会之中的各种关系，以保护寡妇、孤儿、奴隶一类的弱者。这些发展，对以后历史上的犹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自然，在两千多年前的圣经时代，文明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还有很多原始与野蛮的习俗。审判之中，如果有证人做供，则证词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证人做供，就只能通过魔法来揣测天意了。其中的一个办法是将“圣水”放在碗中，施以魔咒，让被告喝下。如果没有任何效用，就证明被告无罪。如果被告的身体出现腐烂与伤口，就证明被告有罪，要接受严厉的制裁。也许这种做法只是利用恐吓心理，被告常常出于害怕而就自我招认了。《圣经》中还留下很多暴力与残忍的故事，有的甚至是出于上帝本尊。大洪水的故事就是一例。上帝为了洗清人间的罪恶，可以以一场洪水，将陆地上的所有人与所有动物，都杀了个干净。只留下了诺亚一家人，带着陆上每种动物的一雄一雌，躲在方舟之内。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为了让以色列部落得以出逃，降灾于埃及人。最后一夜之间杀死从法老到普通人家，挨家挨户的长子，甚至连各家之中头生的牲畜也一并格杀。这样的故事，自然只是神话而已，但是内中却反应出一种冷酷的心态。造就这种心态的环境，是当时连年不断的战争。比如说，征服以色列的亚述帝国，在历史上就以残忍著名。这其中不但有留在《圣经》中的记载，也有亚述自己留下的石碑。碑文之中夸耀他们如何将战俘烧死活埋，如何斩断四肢，如何挖眼剜鼻。以色列部落在战败的时候，曾经蒙受过其中的残忍与屈辱。在战胜的时候，同样曾经对他人进行屠戮，常常连妇孺老幼都不肯放过。
